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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帮带”送卫星上天

时间:2019年05月30日 发布者: 来源: 查看次数:


张过 口述 肖珊 整理


       

   1996年,我从河南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读这个专业也是阴差阳错,选专业时只看到“摄影”二字,以为是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玩儿的,却忽视了后面的“测量与遥感”。

   刚进武测没多久,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儿”,质疑“学这干吗”,一度想退学重新考大学。正在动摇时,时任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李德仁院士,给两个航测班的新生上了一堂班会课,认真生动地讲解了学科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老师这堂班会课对我们这届新生影响巨大,两个航测班共60人,没有出现一例转学和转专业现象。2006年,我组织航测班入学20周年同学聚会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这堂班会课,可见它对当年十八九岁的我们影响多么深远。许多同学跟我一样,因为这堂班会课,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与命运。

                         环境对科研起关键作用

   2005年博士毕业后,李老师将我留在实验室工作,参加国产第一颗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立项论证和工程研制。

   为解决卫星“看得清、看得准”的问题,在李老师和龚老师直接指导下,我和团队成员反复研讨、论证方案。经过无数次修改,终于在2012年卫星发射后一周完成精度报告,完成我国第一颗自主民用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星的精度测试,该卫星精度全面满足1∶50000测图精度,填补了中国在立体测图领域的空白。

   在“资源三号”研究过程中,李老师叮嘱我,“国产上天的器件比国外的差,要善于以软补硬,要勇于超越。有超越才有创新!”

   我不敢辜负李老师的期望,潜下心来做研究,主攻几何定标、标准产品生产,但是没有走前人的基于畸变模型的几何定标方法,而是提出了探元指向角的时变定标模型,在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提出的虚拟重成像解决多CCD拼接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光学卫星标准产品生产的标准生产模型。

   李老师知道对地观测科研项目往往周期较长,短期内难出成果,他不为我1们定指标、放压力,给予充分信任和宽松的氛围。“任何科研机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因素差异并不大,最终什么因素决定能不能出成果?我认为就是环境因素起关键作用。”这是李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即便全年没有产出显著科研成果,年终考核时,实验室会给年轻人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不让大家有后顾之忧。

   在“资源三号”从2005年到2013年的8年研究过程中,我们团队是没有束缚的,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表达意见。我刚提出探元指向角定标模型时,在遥感6号上进行了首次试验。一天下午,我给李老师汇报进度时,可能是表达得不太清楚,李老师当时没有听明白,但他说,“我们是工科,所有理论和技术都应在数据上验证。只要数据验证和理论方法是真实无误的,我现在不明白也没问题,你全力去做。”

                            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2015年初,针对地理信息产业如何发展,李老师撰写文章《迎接地理信息产业与IT产业的大融合》。他指出,地理信息产业与IT产业融合发展中,产业链融合、多技术集成是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篇文章使我深受启发,思考如何将李老师的想法付诸实践,促进地理信息产业与IT产业的大融合。做一颗多功能集成卫星——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落地生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心里想着这件事,成天琢磨怎么将它变成现实时,契机真的来了。

   这一年的元宵节,我在出差期间遇到一位从英国学习归来的航天五院朋友。他和我分享英国学习见闻时,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我心潮澎湃:300万可以搞一个小卫星。

   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武汉大学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出差后一回到学校,我便和李老师讨论发射卫星的可行性。他强调,我们的卫星要和其他高校的不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做的卫星,主要是验证卫星本身的技术。我们的卫星首先要解决我们学科发展的痛点,同时要引领卫星的发展。

   李老师建议,小卫星命名为“珞珈一号”。“我们后续发射的卫星都命名为珞珈一号××星,不会命名为珞珈2号、珞珈3号等等。我们珞珈,是永争第一的。”李老师说这句话时,语气跟平时一样,但我听来振聋发聩。

   2018年6月2日,珞珈一号顺利升空,李老师打来电话,“珞珈一号发射成功,是火箭的功劳,后续要做好夜光遥感应用和导航增强试验,这才是重中之重。”

                             共享共赢共同发展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到学校后,珞珈一号进入飞控、在轨测试阶段。我们团队的微信群里,只要有成员报送研究动向,李老师总是“秒回”,以鼓励和肯定为主,稍加指导。另外,他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中午和晚上各一个,关心进展,指导测试。

   在通电话的过程中,李老师说得最多的是“胆大心细、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叮嘱我们心平气和地一步一步做好测试。

   记得6月4日中午,珞珈一号发射48小时,刚好拍摄下传处理成功第一景数据,李老师打电话过来。他看到数据后说,“珞珈一号除了能进行DMSP和NPP社会经济参数估算外,还可以进行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分的评估。为了发挥珞珈一号01星夜光数据的作用,武汉大学将联合国内外相关优势团队开展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它的夜光遥感作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同时,他要求,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一定要对所有研究机构免费公开,共同促进夜光遥感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导师,心里永远装着国家,装着武汉大学,装着学科。我们怀着“吃螃蟹”的心情研发珞珈一号,其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谓巨大;研发成功后,导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共享”“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实验室这些年来发展得很好,一路走得很顺,究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份公心和大爱,正所谓:得道者多助。

   跟李老师熟识以后,我发现,李老师出差的箱子里,总是多装一套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衣服便宜与否没关系,一定要整洁,穿着大方得体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跟我解释。

   2012年,我开始跟着李老师读博士。他认为我有做学术的潜力,对我倾力培养。说到个人问题时,他笑着建议,以后你会非常忙,找的对象要以学校为圆心,在方圆5公里以内找对象。最终,我相中的是一个武汉姑娘,而且比我早一年毕业。李老师帮这个姑娘在武汉解决了工作,让我们终成眷属。

   有时和李老师一起出差,生性比较淘气的我会撺掇他一起做年轻人爱做的坏事。有次在回程的高铁上,恰逢饭点,我捅捅他的胳膊,“吃份盒饭,来罐啤酒?”他笑着“接招”,“朱老师(李德仁夫人)不在,可以来一罐。”我听了莞尔。

   就着啤酒和盒饭,我们聊着科研的事儿。那一幕,就像父子闲时对酌,是难得的放松时刻,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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