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作辅导报告。

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摄

□ 张平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理解科技创新“置顶”国家战略布局？武汉如何建设“两个中心”？借此机会，我想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经历和感受作一个分享。

1.用三个关键词理解国家战略布局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位置不断提升，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科技委、重组科技部、组建国家数据局；“十四五”规划专题部署“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此，我们用三个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数字经济，来理解当前的国家战略布局。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主要是把经济做“大”，资本积累、人口红利、积极融入全球化、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尤其是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产品价格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产品本身缺乏核心技术、附加值不高。未来中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则需要依靠教育、科技和人才，使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产生高附加值。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即激发人才红利，用科技创新把经济做“强”。

当下，我国很多产业缺乏人才，但高校也有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原创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人才大部分在高校，如何培养市场、企业需要的人才？怎么发挥人才作用？怎么通过产业、产品实现人才价值？需要高校和企业有效对接，释放“人才红利”，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这是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的。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谈到“科技自立自强”，以科学计算为例，计算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比如核武器数值模拟、大飞机制造、天气预报。而计算发展的驱动来自需求，如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强大必须具备核武器、研制大飞机及天气预报等各种能力。受制于政治、经济、时效等原因，这些重大问题只有通过计算来解决。

计算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成为所有科研和创新的重要范式。先进计算融合了计算、存储、网络、控制等技术，是更高效地实现人、机、物互通和智能应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它有四个要素，即数据、算法、算力和场景。

在算力竞争上，我国是高性能计算领域强国，比如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但目前我国芯片研制能力总体落后于美国，人工智能芯片是竞争突破点，主要靠数据和算力的突破。

算法竞争方面，涵盖算法理论、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许多成熟算法，我国的算法研究并不落后，我国期待在“卡脖子”困境中突破，在工业软件方面距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

除此之外是数字经济，其中数据要素的竞争又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全球关于数据要素的竞争刚刚开始，未来数据要素竞争面临怎样的规则，对于一个国家实力具有重大影响。目前针对数据规则，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数字生态”，包括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数字规则四个方面。通俗地讲，数字生态越强，越能挖掘出数据要素的价值。

数字经济还涉及计算赋能（场景）的竞争。数字化如今已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算法无处不在，我国应用场景丰富，比如电子商务、网络购票、高速通信等，非常有利于计算赋能（场景）的发展。

2.有效链接企业高校，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三个第一”：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人才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高校由情怀驱动，企业由利益驱动，企业是最落地的，高校是最不落地的，两者如何有效连接，其实是挺难的。

首先是企业。以华为为例，华为如何高质量地活下去？唯有持续创新。如今华为有2012实验室，有很多海外科研机构，与一流高校合作，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怎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系，是当前亟须思考的问题。

其次来谈谈高校。如何加强高校、科研机构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需要引进、培养高端人才，大学是高端人才的载体。城市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高端人才，我们就应该吸引什么样的人才；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高端人才，我们就吸引什么样的人才。高校是个载体，需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评价人才的标准也必须改革。大学一定要服务国家战略，一定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一定要加强跟企业、地方政府的合作。

第三谈谈如何有效对接创新链和产业链。当前，我国存在五种模式促进两链融合：第一种是“华为模式”，它是以企业为主构建创新研发机构，寻求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第二种是“西交模式”，西安交通大学建了一个科技创新港，把企业技术创新中心设在校园，直接与高校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对接，探索“校区、园区、社区”三位一体的大学新形态，推动大学深度融入社会，创新大学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模式。第三种是“西工模式”，高校通过在校外创办企业直接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这在当下比较普遍，特别是在工科高校；第四种是“北大模式”，即通过搭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高校与企业间“搭桥”；最后一种是“武创模式”，政府出面搭建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创新平台，汇聚众多高校和企业。

这五种模式没有优劣之分，都着眼将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对接，有效整合了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资源力量。比如像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高校，以基础研究见长，可能构建“搭桥模式”更好。华中科技大学以工科为主，和企业更近，可能直接成立一个企业，企业与企业对话更合适。

3.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谈到“数字经济”，什么是“数字经济”？2016年G20峰会上有一段论述：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融合，是科技创新的先锋队，是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式。

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是全球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当前发展最为迅猛的科技领域。国家把“数据”定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战场。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防疫应急、复工复产等提供了数字解决方案，对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扩大，比如直播带货、线上会议、App查询订阅航班、“黑灯工厂”无人自动生产线等，数字经济逐渐影响越来越多的领域，众多行业的发展也愈发离不开数字经济。

未来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数字经济具有明显优势和特点，比如创新最活跃，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全球创新最活跃的领域；辐射带动作用最大，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影响最深刻，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推动数字产业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中国的建设发展。

4.我国对数字经济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近些年，我国对数字经济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随着“东数西算”、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布局构建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数字产业规模快速扩张，数字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大概7年前，我开始构建“数字生态”指数。数字生态指数是衡量区域、行业、组织机构等数字化转型程度的量化评估工具，旨在为管理决策者了解现状、评估成效、制定决策等提供支撑。数字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相互作用又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数字生态的要素是数据，行动主体是政府、企业、社会，发展过程是数字化转型。

这个指数首次发布是在2020年。根据这一指数，全国城市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全面领先型、赶超壮大型、发展成长型和趋势突破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省市，武汉排名全国第六。从五大城市群看，京津冀、长三角数字经济梯队发展完善，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则缺少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

5.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

我们再来看看当下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四个城市都有哪些特点。

首先是北京，基础研究特别强，是人才的高地，优势在于高端人才多、原创能力强。它的产业大多是新兴产业，基本上都是新孵化出来的，“独角兽”特别多，特征在于依托创新链带动产业链发展。

第二个，我认为非常有特色的是深圳。深圳的产业创新能力强、营商环境优，突出表现在民营企业特别强，如华为、腾讯、大疆等。深圳企业有创新的内生动力，企业实力变强后，逐步走入高校，带动科研机构发展，依托产业链孕育创新链。

第三个是杭州。杭州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打造，数字经济、数字政府的建设成效显著，其创新发展特征在于建立以数字经济为主的特色产业链。

第四个是上海。上海的优势在于科创与产业均衡发展，特征在于创新链与产业链互促，如何解决好两链衔接问题是关键。

我认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现在说起中国的高端人才也基本以这三个地方为主。国家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之后，布局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五极”，必须在数字经济建设上发力。武汉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已经具有一定先发优势，比如要素和资源的投入充足，基础设施条件优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在全国处于引领地位，网络安全产品和产业发展水平高，社会生活中数字技术使用广泛。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第五极”的关键。

总的来说，我认为，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怎么去释放，仍需要政策发力；其次，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存在多种模式，数字经济是一个典型范式，其他如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应允许科研院所、企业积极探索不同模式，鼓励“百花齐放”，找到各自适合的发展思路；最后，舆论普遍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距离上升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仅一步之遥，武汉被认为是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如果能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战略地位，我相信对武汉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

本版稿件由长江日报记者高萌 余睿 实习生李雨芯整理

文章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