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人民日报》（2018年05月11日24版）

　只有把自己的胸怀襟抱、艺术旨趣和创作态度，都修炼到“第一等”的境界，让自己首先成为“精品”，才可望创造出真正“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文艺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文艺需求也水涨船高，目前文艺发展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文艺精品与日俱增的需求。“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是对这种不满足的一个集中概括，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呼声。如何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多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关键在于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艺术家要有精品意识，要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情志和创造潜能，为锻造精品力作提供条件和保证。

　　廓大胸襟方得思想精深

　　古人谈艺论文，讲胸怀襟抱，认为胸怀襟抱内则反映一个人的根器、人品，外则决定文章的意趣、格调。清人对此多有讨论。叶燮说：“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薛雪也说：“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对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亦是如此。常见有人指责某作品思想境界不高、缺乏思想性，论者多认为是理论修养不够或观念过于陈旧所致，实则是胸怀不够廓大，襟抱过于狭小。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也不是新旧观念的竞赛，而是作者用自己独特眼光对社会人生观察思考的结果。这里面既有作者所接受的理论和观念影响，但更多取决于作者的胸怀和襟抱。胸怀襟抱小的，往往以一念之得、一孔之见去看取社会人生，虽笔涉重大题材，亦不能权衡其“重”，虽艺及帝王将相，也无法纵论功过，更遑言有精深的见解、独特的发现。等而下之者，则汲汲于流俗之见，偏执于时尚之观，如刘勰所言“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相反，胸襟廓大者如鲁迅，纵览古今，就能让他笔下的“狂人”从古旧的历史中看出“吃人”二字。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文艺作品都能产生这些伟大思想，但真正有价值的精品力作，理应以自己“精深”的思想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醇正旨趣方得艺术精湛

　　艺术旨趣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取向和审美趣味，这是决定文艺作品风格、特性、质地、品位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分为通俗性的和纯艺术的两大门类，即通常所说的通俗文艺和纯文艺。但这种区分只标示文艺作品不同的艺术功能，一者追求通俗教化，一者追求纯粹审美，却不能区分文艺作品艺术水平的优劣高下。追求纯粹审美效用者固然产出许多精品力作，有的已成为文艺史上的经典，追求通俗教化作用，同样可以留下为人们所喜爱的名篇佳构，跻身经典行列。通俗教化的文艺和纯粹审美的文艺之间，并没有一个天然鸿沟，二者之间往往会发生许多相互转化。如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林海雪原》，在当代文学史上虽未绝对定性，但也可视为通俗教化性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情节改编成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后，经过几代人打磨，成为京剧艺术的珍品，今天又被整体或局部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再度成为通俗的大众文化产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尤其是其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由民间流传的话本到成为文学史上经典的长篇小说，再到今天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也经历了如《林海雪原》一样的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如果创作者的艺术取向不高，审美趣味低下，无论属于何种文类，采用何种形式，都不可能产生“精湛”的艺术。清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诗之等级不同，人至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端正态度方得制作精良

　　说到创作态度，人们很容易想到唐代诗人贾岛的“推敲”苦吟，想到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虽“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而不改其志。这当然都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精神。但这种艺术精神，还只是创作过程中一种求精务细的态度和献身艺术的品格，此外，还有一个牵涉创作态度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即到底是把文学看作是表现个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工具，还是看作是表现社会人群生活历史和现实、表达社会人群思想和情感诉求的方式。如果是前者，则只要作者个人尽情尽兴就行，创作态度依个人需求而定。今天许多“自嗨”式创作，就属这种情况。二三同好，酒酣耳热，一通乱侃，无须构思，即成“剧本”，或自鸣得意，自命高深，不管读者观众感受，只要自己炫足技、过把瘾就行。如果是后者，则须得社会人群认可，须以社会人群的满足程度为标准。这就要求创作者尊重社会人群的生活历史和现实，深入了解社会人群的生活状况，体验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物质精神诉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频繁深入生活，柳青等作家甚至在农村安家扎根，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今天的作家或以为这样的做法过于老派，但对近期反映农村社会变革如城镇化进程的作品，有论者指出，作者对农村的了解还限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个时期，有些反映大学校园生活的作品，则满足于用一些偏狭观念去图解人物，无视校园生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如此等等。抄袭模仿是盗用他人的生活阅历和生活体验，粗制滥造是糟蹋生活的本相和人的本真，不去了解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程，不去体验社会人群不断变化着的物质精神诉求，只满足于依据固有的生活经历、生活体验去创作，同样是在敷衍生活和文学所面对的社会人群。持这样的创作态度，不论他如何打磨自己的作品，也不论他在如何艰苦的条件下坐了多久冷板凳，都注定出不了真正艺术精品。常见有许多作家宣布自己的新作是多少年磨一剑，结果却遭受冷遇，此无他，皆因作者对生活和创作的态度都不够“端正”。

　　修炼内功方得文艺精品

　　作家艺术家的胸怀襟抱、艺术旨趣和创作态度，对一件文艺精品的创作来说，其意义和功用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依旧以鲁迅为例，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这是鲁迅的胸怀襟抱，有了这样的胸怀襟抱，他不但放眼看中国，而且放眼看世界，不但放眼看人生，而且放眼看艺术，其作品不但关心如中国一样的世界弱小民族受压迫和求解放，也关心这些民族文艺发展和创作状况。这就决定了鲁迅的艺术旨趣是特别关注“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基于这样的胸怀襟抱和艺术旨趣，所以鲁迅才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的创作态度。这种创作态度也就决定了鲁迅的创作必然会认真地面对诸多人生问题而不是敷衍人生、在人生苦海中轻松泛舟；也就决定了鲁迅的创作要对国民性的痼疾痛下针砭，用文学的手术刀深入解剖国民灵魂，而不是滥用同情，以廉价的人道为满足。鲁迅当然也反复打磨自己的作品， 他多次说过，他的一篇作品写完之后，至少要“看两遍”，或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或自己觉得拗口的地方，就增删几个字，让它读得顺口。这当然不仅仅是鲁迅的读者观念和“群众观点”，而是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品“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社会功用。

　　文艺精品的创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投入和扶持固然必不可少，尤其是影视剧等综合艺术门类创作，更需要有大的投入和更多方面扶持，包括良好创作环境和团队协作等等，但这些外在条件，都不能代替创作者的主观情志和创作潜能的发挥。为此，创作者的自我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修养不是闭门读书，也不是背负行囊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行者”，而是在自己所擅长的艺术门类或题材领域不断修炼内功。功到自然成，这是一句俗语，也是艺术修炼的真理。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只有把自己的胸怀襟抱、艺术旨趣和创作态度，都修炼到“第一等”的境界，让自己首先成为“精品”，才可望创造出真正“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