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丁铭）11月10日至11日，“比较视野下的启蒙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39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研讨会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
哲学学院院长、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围绕“启蒙”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意义和未来作用阐述了中西比较视野下进行“启蒙”反思的问题意识和重要意义。
会议共分八场进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深入探讨了“启蒙”思想运动及其所表达的现代精神，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学术的不同领域的影响与体现，指出应该进一步思考启蒙在中国如此被接受和融入的路径和原因，并注重从中国自身传统和西方现代性两个传统理解和反思启蒙。
第一场会议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Stephen Gaukroger教授回溯了18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和文化停滞的自我克服，阐述了启蒙中的科学精神对西方文明进至现代化的意义，比较东方则由于科学和科技意识的不重视造成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立足于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观念“科学”、“民主”、“进化”的阐释揭示出启蒙与启蒙反思相互交织的现象，指出启蒙与启蒙反思不是相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启蒙孕育了启蒙反思，启蒙反思则经由对启蒙局限性的反省与批判显示出在当代的意义。南京大学张亮教授从历史的维度说明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从根本上不可能脱离马克思开创的对法国启蒙理解的基本面向，强调了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文学隐喻揭示对资本主义的意识批判。
第二场会议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Karen Green教授解读了18世纪女性哲学家Catharine Macaulay的宗教和政治思想，说明Maucaulay在共和主义历史中的恰当地位与她的宗教、政治上的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ment)有着逻辑和历史性的密切联系。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参照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起点，追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基础，通过“有无”概念的存在论、语言哲学的中西比较，分析探讨了的西方形而上学路向与中国哲学视野的内在区别。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分析了萧萐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启蒙的规定，经由福柯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反思和荀子“解蔽”之间的认识论启示意义关联，指出启蒙在当代从思想史现象跃迁至哲学认识论高度的必要性。
第三场会议中，清华大学夏莹教授通过对康德、马克思、福柯启蒙思想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启蒙所具有的动态性和悖论性双重属性，说明马克思同福柯一样在真正的现实层面上凸显了启蒙的动态特征和成功避免了启蒙悖论性生成。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指出马克思对启蒙主义中现代价值的承继，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是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又是对康德式“人是目的”形上悬设的批判继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汤明洁研究员分析了福柯论述启蒙的三个历史文本，论述了福柯的历史--哲学实践就是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武汉大学杨云飞教授分析了康德启蒙思想的三个层次，包括狭义性质的独立思考、摆脱权威，拓展性的从他人角度思考以及真正完成启蒙的与自身一致的思维一贯性。
第四场会议中，香港中文大学郑泽绵教授说明了西方启蒙哲学家对中国集体伦理思想的重视而忽视了个体独立的伦理意义，通过比较王阳明和笛卡尔在个体道德判断上的平等主义主张，论述了中欧启蒙思想结合的可能性基础。澳门大学Mario Wenning教授解读了西班牙17世纪哲学家D.D.F.Navarrete对中国儒释道思想的阐释，论述了早期西方启蒙是一个跨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去中心化的过程，从历史维度体现了西方启蒙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山大学王格副研究员通过西方传教士在晚明时期同宋明理学在“天”、“理”、“礼”等哲学概念上的解释差异，分析说明了晚明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潮流的隐性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浩浩副研究员以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研究相关个案为中心，论述了明清科学不同于传统中国与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新科学”形态，兼具中西特征而一体。
第五场会议中，武汉大学李勇教授通过道德潜能、道德能力和道德成就的区分，以及道德平等与政治平等的区分，论证了儒家思想中道德不平等推至政治不平等的论证本身是不成功的，同时指出儒家贤能政治与政治平等、政治不平等的理念都是兼容的。武汉理工大学吕威老师分析了康有为“天下--个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模式和深层内涵，说明了这一结构蕴含的“群己之辩”问题是对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结构的超越，也是对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超越。西北大学李强老师关注牟宗三早期民族建国思想的文化、政治、经济三重维度，从文化维度的保守主义、政治维度的民主主义、经济维度的社会主义阐述了牟宗三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建国方案的理论缺陷和启示意义。
第六场会议中，武汉大学王咏诗副教授分析了哲学理论中“技术”概念的演化，展示了技术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历史进程，通过对比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本体论框架在应对人类技术困境时的理论倾向，申明“回到康德”和康德批判理论的优势。暨南大学黄燕强副教授探讨了近代以来在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命题下，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创作的展开，从哲学观、方法论、宋学汉学之争等角度，说明近代“科玄之辩”对中国哲学特质及其价值评价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许兰讲师通过梳理张君劢在不同思想阶段对科学与道德关系的论证，论述了张君劢对胡适代表的科学理性核心的启蒙思想主流的反思，指出张君劢对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并重的理论特质。
第七场会议中，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论证了李贽是一个空想自由主义者，认为李贽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多元主义、价值的主观主义、反权威主义、个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等方面，进而讨论了李贽自由观的欲望基础性地位及其在制度尤其在法律上的盲点。中国人民大学王博老师对中西早期生死观进行历史考察，进至李贽与利玛窦在对待死亡的态度、鬼神观、善恶报偿等方面的比较，探讨了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中南大学胡栋材老师以利玛窦和陈独秀为案例，阐发了明清之际中西互动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阶段气论言说的现代启蒙意义，认为气论脉络的内生现在性被否弃，一方面激发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启蒙，一方面也造成气论传统的肢解，对中国传统的自我认同造成障碍。
第八场会议中，温州大学孙邦金教授以戴震为例论述了乾嘉儒学在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历史理性和制度理性等维度的理性诉求，体现了乾嘉学术对传统儒学的哲学面貌、知识视野和社会理念的改变。武汉大学沈庭老师以欧阳竟无为中心，认为欧阳竟无的“真如”观本身就是一种真理观，通过对欧阳竟无真理观的特点和现代方法的分析，认为欧阳竟无开创了中国佛教真理观由“宗教的真理”向“哲学的真理”的现代转向。湖北大学刘元青教授梳理了熊十力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熊十力将“致知”训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则更倾向朱子的解释，挖掘熊十力这种解释方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中西学术会通。
会议中，国内外学者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启蒙在中西哲学史进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此次会议从比较视野的维度探讨“启蒙”，进行了中西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和探究，拓展了比较哲学研究的视域，提供了丰富的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关注点和课题。
（编辑：肖珊）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
